金一南教授在本世纪早期写就的《苦难辉煌》，以中国共产党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成长奋斗史为主轴，窜连起那个时代与中国共产党相关连的中、日、苏各色人等及大小事件。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一群群立于时代潮头的年青人，为着个人心中的“主义”，为着民族的前途命运，宵衣旰食甚至赴汤蹈火，成就了个人传奇，也成就了民族的传奇。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岩浆〞中孕育“地火”，在“地火”中“狂飙”，更是英雄中的英雄，是民族奋起与复兴的脊梁。

鲁迅先生有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先生所说的这几种人，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人中何止万千。金一南教授在本书的前言中就开宗明义地说，“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这里进一步深化了“民族脊梁”精神内涵——不是为一已之私，而是为了民族之公背负前行，历经万难而舍身取义，以个人的弱小之躯，支撑民族广厦。

“民族脊梁”折射出的是一种民族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之一是，他们有超脱个体私利的伟大抱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因国家衰败而经历了无尽的苦难，从历史的磨难中，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愤然奋起，带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理想，高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这个主义的鲜明特征就是大众主义，是为社会的大多数谋福利。中国共产党人聚集民众的力量，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杀出血路，取得胜利，是因为从民众利益出发号召民众，受到民众的拥护，才有这样的成就的。

这种精神的第二个表现是，在理想面前，有在实践中探求真理的勇气。金一南教授在书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送来的东西从哪里来？从革命的实践中来。毛泽东不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坐在武汉的某个办公室，而是坚决提出回湖南搞秋收暴动，并在实践中搞出一套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是毛泽东的品质，也是日益成熟的共产党人的品质。

这种精神的第三个内涵是，面对挫折，坚定信念，做不折的脊梁。井冈山所孕育的“地火”，把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炼成钢铁的意志和不渝的信念。在革命的低潮时，仍然不乏乐观主义。毛泽东面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极富浪漫色彩的回答，“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正是他们坚毅果敢的意志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使得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

这种精神的第四个表现是克服困难的英雄主义。毛泽东在总结红军长征的意义时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长征，创造了人类史上的奇迹，凭的是什么？《七律 长征》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就是答案——横扫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上百年，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淬炼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宝贵财富。但日益富强的我们，在物质充盈的同时，渐失对社会公义的关注，甚至我们的教材也减少了对屈原、岳飞、左宗棠、鲁迅等民族英雄人物的关注。如此，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哪里？民族复兴的勇士在何方？在民族发展的又一个历史关头，让我们听一听金一南教授《苦难辉煌》唱出的“民族脊梁”赞歌！